近日，中尼边境地区发生冰川崩塌，进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截至9月1日，两国累计遇难人数已超过1000人，仍有逾4000人下落不明。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中尼双方的救援工作仍在艰难推进。
然而，灾情之外，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却引发了另一场争议。
当自然灾害被置于地缘政治的滤镜之下，媒体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灾难现场为何难以对媒体开放？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愈发频繁的背景下，各国又该如何加强监测预警与跨境合作？
本期《两岸圆桌派》，主持人陈凤馨与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信强，从BBC相关报道谈起，讨论灾难报道背后的媒体伦理与政治化叙事，并进一步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灾害治理与国际合作。
陈凤馨：8月26日，中尼边境发生冰川崩塌，并由此引发重大泥石流灾害。这无疑是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重大自然灾害。到今天为止，仍有许多人员处于失联状态。无论是尼泊尔方面还是中国大陆，都已经启动了相应的灾害应急响应。
事实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类似的自然灾害并不少见。美国的野火、欧洲的干旱，都是这样的例子。但这一次，我们却看到一些媒体试图进行某种政治操作，把一场自然灾害转换成地缘政治议题。比如BBC。今天早上，在另外一个节目中，我跟湘龙讨论了BBC的另一则视频报道。那则报道声称，大陆方面在管控灾害信息，要求内部不可以讨论。但一位80岁的日本资深媒体人拆穿了这种说法，指出这根本就是虚假的。
湘龙，对于灾害发生之后，一些人试图进行的这种政治操作，你怎么看？
唐湘龙：“灾难政治学”，因为前面有“灾难”两个字，所以讨论起来总是带着一点血腥的味道。
一般来说，我们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我们读《孟子》，讲人有恻隐之心。严格来说，这不是文明或者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当你碰到这种灾难时，会发自内心地去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样？正因为如此，我绝对不应该对别人做什么。这样一种感同身受，本来就应该是人性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再去看BBC——当然，也不只是BBC，一些西方媒体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在一场灾难发生之后，大家已经非常悲痛，救援工作仍在持续，所有人都处在高度疲惫和焦虑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它选择的新闻报道角度，就会发现它已经不只是单纯地“恶心你”，而是在伤口上撒盐。
当然，有些新闻记者可能会说，他想采访某些人，但是采访不到；他进不了西藏，也到不了灾害现场，所以可能想通过电话联系当地的受访者。
8月28日，救援力量在开展工作。 新华社发
别人就算了。凤馨，我们都做过新闻工作。我们过去碰到过最大的灾难之一，大概就是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资深记者，想打电话找到谁？其实想都不用想。你打到灾区，打到南投，打到台中市政府，想找一个官员来告诉你现场情况怎么样，接受一下采访——谁理你？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我通过自己在当地认识的官员，好不容易跟他通上电话，简短地讲了不到一分钟。那个时候，已经是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第五天了。除非你自己到了现场。如果我在现场，或许还有机会碰到一些官员，因为很多官员第一时间就往一线冲了。但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时间去接你的电话？
更重要的是，记者在做灾难报道的时候，本来就应该知道一件事情：灾难发生之后，必须尽可能保持整个救灾指挥体系和通信系统的畅通。你作为记者，反而应该尽量避免占用通信线路、影响救灾通信。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接受的基本训练。
所以，当这个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用一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方式开始“脑补”，认为自己没有办法采访到当地官员、打不通电话，是因为中国大陆不希望外界看到西藏正在经历的灾难；甚至进一步推论，微博上一些第一时间由监控设备拍摄的画面也遭到了刻意的屏蔽和限制。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灾难新闻的运作方式，他会不会相信这种叙事？有可能。画面可能确实一度是静止的，记者的电话可能也确实打不通，这些现象本身也许是真的。但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跟你带着某一种立场和视角想当然地作出的推论，往往差了十万八千里。我刚才讲过，只要你真正跑过灾难新闻，就会知道灾难发生的时候，谁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
我们就讲日本“3·11”大地震和海啸。台湾民众对日本总算熟悉吧？灾难发生以后，谁有时间接记者的电话？
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告诉媒体，我每天上午、下午固定在什么时间召开记者会，把目前掌握到的最新灾情信息统一提供给记者，同时尽可能回答记者的问题。这已经是灾难期间新闻服务最基本的标准。
因为灾难现场太大、太复杂，不可能让记者在现场到处乱跑。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的救灾现场其实也没有多少记者，因为很多地方根本进不去，有些地方甚至连救援队都很难进入。
因此，当我看到BBC这篇报道的时候，我高度怀疑的不只是这个记者本人的专业素养，我更想问的是：对于灾难现场的实际情况，以及媒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基本的判断？
这也是让我最难过的一点。
这两天我们都看了很多关于这场灾难的新闻。我人在台湾都能够看到相关画面。我们节目谈完以后，我刚刚看了一下留言区，也有很多人留言说：“我在马来西亚看到了”“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大家都看得到，怎么会没有？
而且你一看就知道，那些画面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媒体发布出来的。它们拍摄的地方，不只是“人迹罕至”，而是很多地方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抵达的。那些留下来的影像记录，当然是中国大陆的救援队、无人机等设备拍摄下来的，不可能是其他媒体自己跑进去拍的。
核心区通路被毁，淤泥阻绝，车辆寸步难行。脚下险象环生，塌陷、落石时刻威胁，大型装备无法抵达。 新华社
连我都看得到，BBC会看不到吗？结果它却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所以，这样一篇BBC记者的报道，当然也没有辜负很多中国人所说的那句话——总是带着一种“阴间滤镜”来看中国。
但问题在于，BBC毕竟不是一家以调侃和反讽见长的媒体。有些媒体本来就是这样的风格。比如，如果这样的报道出现在《经济学人》，我反而比较能够接受，因为《经济学人》讲话一直就是那个调子。可是BBC不一样。BBC是英国的公共广播机构。你用这样的调子去报道另外一个国家正在发生的灾难新闻，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算在BBC某一个记者的头上，而是算在你英国政府头上。
陈凤馨：这边请教一下信强老师。因为气候变化，现在全世界发生灾害的地方真的非常多，包括地震、台风、水灾、野火和干旱等等。比如现在拉美正在经历非常严重的干旱，已经有多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也说明，现在灾害可能发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青藏高原因为地形特殊，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脆弱的地区。这次灾害又发生在边境地区，而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中国大陆实际上很难直接在那里设置预警系统。当然，未来中尼之间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加强合作，也会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但是，当这样的灾害发生时，它所凸显出的绿色治理问题究竟是什么？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害，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应对？另外，又该如何防止这种政治化的解读反过来破坏国际社会的集体合作，从而影响各方共同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信强：中国有句老话，叫“天灾无情人有情”。中国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最大、最急迫的任务，正如刚才湘龙兄讲的，首先就是救人、抢险、救灾，而不是去做什么政治秀，更不是在媒体上发几张照片、弄几个视频去博取流量。
当然，在西方，一些记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些缺乏职业操守的记者，包括一些政客——往往会把一场自然灾害当成政治表演甚至争取选票的机会，而不是首先考虑如何救人、如何救灾。
我觉得，这背后体现的可能也是政府责任和公共道德观念上的一种差异。比如澳大利亚发生山火的时候，总理照样可以去度假。美国迈阿密发生大楼坍塌事故时，消防员比吃完饭散步的老人看上去都要悠闲。这些情况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救援人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发生局部坍塌的住宅楼废墟上搜救。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消防局供图
刚才讲到这里，我也回应一下湘龙兄刚才说的。
在西藏这样的地方，在灾区现场，你想通过电话去联系一线的消防员、武警官兵或者解放军官兵，他们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着：怎么救人？通信基站如何尽快恢复？有限的通信通道如何优先用于抢险救灾，而不是拿来接听外媒的采访电话？这两件事情孰轻孰重、哪个先、哪个后，其实稍微有一点基本判断力，都不难得出结论。
至于BBC这样的报道，说实在的，这也是老毛病了。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它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表现出多么高尚的职业操守或者道德水平。但我觉得，这确实反映了部分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时长期存在的一种所谓“阴间滤镜”。看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再好的事情，也要想办法挖出所谓的“阴暗面”；中国取得再大的成就，也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否则，好像就显示不出它有多么专业、多么所谓的“理性、客观、公正”。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拿着同样的精神去审视自己的政府，或者审视自己国家的抢险救灾工作，不知道最后又能够写出什么样的报道来。
另外，刚才陈老师提到全球气候变化。这次我也看到很多气候专家和地质专家作出分析，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出现冰岩崩，并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泥石流。
西藏我是去过的。这次发生灾害的地方离珠穆朗玛峰并不远，又位于口岸附近。那个地方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迹罕至”，而是平常本来就几乎没有人迹。刚才湘龙兄讲这一点，我觉得完全正确。另外，那里本身就是高海拔地区。在这样的地方，无论进行抢险救灾，还是布设预警、监测设备，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这两天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参与抢险救灾的人员一边赶路一边讲话，都已经喘得非常厉害。在高海拔地区，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或者受寒，都有可能进一步引发严重的身体问题，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很多时候，一些人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根本不知道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如此艰难的地质条件和生存环境，对人类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我们说，要在绵延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实现全面布控、监测和预警，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这些年来，中国其实一直在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地区开展冰川编目工作，持续监测、观察冰川消融，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但讲句实在话，百密也必有一疏。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预测哪一块冰川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崩塌，以及它随后究竟会引发什么样的次生灾害。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最早是美国和欧洲大力推动进入国际议程的。当然，我们也认同，气候变化确实构成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这些年来也一直在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但我们看到，这些年欧洲和美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倒退，尤其是美国。
奥巴马时期，美国高度重视气候问题；特朗普第一次上台以后，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伪命题、是一场骗局。拜登上台以后又试图恢复相关政策，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又回到了他那句非常有名的话——“Drill, baby, drill”，也就是继续扩大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开采。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化石能源开发的限制已经明显放宽。事实上，欧洲现在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回头”。
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没有一味去喊宏大的口号，而是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比如毛乌素沙地的生态治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再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已经通过林带、草带等方式实现了沙漠边缘阻沙防护带的全面锁边，这可以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生态治理工程。
再看新能源汽车。三天前我刚从欧洲回来，去了奥地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那里，大街上绝大多数还是燃油车，电动车并不多。有时候你站在汽车后面，都能够明显闻到尾气的味道。这种体验在今天的上海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上海的新能源汽车普及率已经非常高，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我这一路在欧洲走了不少地方，也没有看到多少充电桩，更不要说有多少电动车了。
所以，中国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情，而不是为了博流量、制造噱头，或者喊一些空洞的口号。
如果未来欧洲、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真正能够从人类未来的角度出发，放下成见，放下地缘政治竞争的滤镜，一起携手做一些事情，尽可能降低类似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我觉得这对于全人类来说都会是一件好事。
陈凤馨：气候变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到了今天，要让地球完全停止继续发生变化，恐怕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做更多事情，包括发展绿色能源等等。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在新能源领域做得非常好。欧洲现在之所以出现某种程度的“倒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发展，它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对欧洲来说，这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产业或者环保问题，也掺杂了政治上的考虑。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我反而觉得，现在人类真正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是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之后的这个“新地球”。每一次遭遇灾害之后，我们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如何应对下一场灾害，如何尽可能降低灾害造成的影响，或者提前进行监测和预警，这些都越来越重要。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媒体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所以我会有很深的感慨：如果媒体在这种时候扮演的不是一个正确的角色，反而成为制造误解、制造对立的一方，那么对于全人类共同应对灾害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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